期刊精粹 | 【好文回顾】德国规划教育和行业实践
【摘要】在过去100 年的历程中，城市和区域规划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及职业。今天，欧洲共有150 多所规划学院提供规划课程，这些学院都是欧洲规划院校联合会（AESOP）的成员。然而，建筑师、土木工程师、地理学家和规划师仍旧在讨论为城市和区域发展培养人才的合适途径。有的人赞成专业教育应以实践为导向，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夯实的理论教育是学术领域的必要条件。甚至在后者的阵营内部，又分成了技术派，也就是将规划视作工程师或建筑师的领域，以及政策派，也就是认为政治地理和公共管理才是为规划提供最佳教学背景的学科。然而，无论何时，无论由于政治上、经济上或单纯是学术上的原因，规划似乎都被视为危机，人们讨论规划教育的正确性的声音就更强烈。例如，英国政府认为，公共部门过分干涉和控制的城市和区域规划阻碍了经济发展。而德国的建筑师则希望能够从地方政府行政岗位上的规划师手中，重新获得当初失去的权力。本文描述了二战以来德国规划实践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并简述了影响规划教育的诸多背景因素。其中，多特蒙德工业大学有着欧洲首屈一指的规划学院，现有1 000 多名在校生，是综合型规划教育的典范。本文基于作者40 年致力于推进德国和其他国家规划教育工作的实践经验而成。
1 规划教育——一个永不完结的故事
如何才能为城市和区域发展培养最合适的规划人才？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建筑师、土木工程师、地理学者和规划师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回顾历史，当急速扩张、建设新的技术设施、在农业用地上大兴土木成为许多欧美城市城镇化浪潮下不可逆转的趋势时，土地管理和工程部门便有了用武之地。随后，建筑师也加入了建设大军，并利用建筑美学的视角为城市建设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建筑师的梦想不再止步于建设一座功能齐全的城市，而将城市建设上升到了美学高度。只要政府允许，他们可以利用任何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为提升城市品质贡献自己的力量。商业和旅游产业从中获益颇丰。但强大的资本力量使一些建筑师也无法避免与土地管理和工程部门相同的命运，最终沦为地产商们哄抬地价的职业帮凶。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城市发展和城市更新中，政府所面临的情况更加复杂。于是，在英美两国以及后来其他的西方国家，社会对能够处理这些问题的专业人才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在这样的压力下，高等院校不得不对人才培养的模式进行反思。这种反思也得到了政府和学生的支持，因为他们也意识到，眼下的挑战已经超过现有建筑人才的应对能力。在某些国家，例如德国，职业领域的挑战日新月异，建筑系的学生也开始担心自己的就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多年实践和探索，城市规划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运而生，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和职业体系。相对于其他技术性学科，这是一门更加关注社会、注重分析、视野综合的跨领域学科。如今，欧洲有150多所高等院校提供规划课程，并在全欧范围内成立了“欧洲规划院校联合会”。2013年，该会庆祝其成立25周年纪念。中国的规划教育目前仍是建筑学院的一部分，但从趋势上更接近地理专业，这和英国很相似。
诚然，对于规划教育何去何从这个普世话题的讨论，目前总体可以概括为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倾向于侧重专业教育的实践方向，另一阵营则认为，整个行业对规划理论有一定需求，所以规划教育应偏向于学术范畴。而在学术阵营内部又有很多分歧，比如有人认为规划属于工程技术、建筑或都市主义的一部分，也有人更乐于将课程设置与政治地理或公共管理相接轨。
很多国家都在探索改善规划教育的方法，也有大量文献用各种语言介绍相关内容，这却使读者对这个问题很难有全面而清晰的认识。每当规划由于政治、经济或学术方面的原因陷入泥沼时，人们便开始反思规划的正确性。在英国和德国就有很明显的例子：在英国，保守党政府认为公共部门掌控城市和区域规划，阻碍了经济发展；在德国，尽管规划师已成功掌管地方行政中的规划职能，建筑师仍希望能够从规划师手中重获权力。
作者基于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建立并推动规划教育逾40年的经验，试图从国际化的视角简要描绘出二战后德国的规划实践和规划教育的发展历程。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对影响规划教育的重要背景情况进行介绍。
2 德国规划和规划行业的诞生及发展
19世纪最后25 年在德国被称为“创建时期”（德文为Gründerzeit），这是城市扩张的鼎盛时期。在德国，规划师作为一种职业在这一时期初具雏形。为了应对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彼时已成立的科技大学的土木工程和建筑学院——如卡尔斯鲁厄和柏林工业大学通过教授设计城市扩张方案、铁路设施等技能，培养了最初的规划师群体。第一本规划教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问世。彼时，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们正逐步涉猎一些大型设计项目（如汉堡和科隆）。正因为这些项目，德国的城市规划师在国际上赢得了较高的威望，收获欧洲乃至世界领域的赞誉。一战后，包豪斯的设计师们将精力主要集中在建筑和设计等方面，而希特勒却利用城市“空间”规划和规划师们，通过建设帝国首都和其他工业城市来巩固第三帝国的政权，这其中包括施佩尔、吉斯勒、科勒、古乔、费德和克里斯泰勒等一系列著名的规划大师。在这一时期，地方、区域和国家三个决策层级的规划体系逐步形成，规划法也被修订了。尽管在大部分规划中，政治目标凌驾于人的本质需求，但在政治和媒体的强力推动下，它们都得以实施。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终结了这一切。
二战以来，规划这个职业在德国所面临的职责和挑战共经历了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都成为规划范畴和职业教育目标的决定性因素。
2.1 1945—1960年：重建城市
城市在战争中遭到大规模轰炸的蓄意破坏，大面积重建成为这个时期德国城市规划的首要任务。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亟需修复以便重新投入使用；新的学校和医院等待建设；幸免于难的工业部门必须积极转型以适应和平时期的生产需求；新型工业百端待举；数以百万计的东部难民涌入西德，亟待安置。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西德逐渐融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而东德却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份子。久而久之，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导向使分裂的德国同时具备了不同的社会政治模式、发展目标、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特点和速度。
在此期间，建筑师以及建筑背景的规划师在土地管理部门的协助下，主导着城市发展。为了适应永无止境的汽车出行需求以及现代化的商业地产开发模式，他们主张拓宽道路，重新规划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内城土地格局。这种极端的开发模式或许加速了内城再开发政策的实施，却导致地方历史文脉的流逝，降低了城市品质。
在德国，为了探索最佳方案，建筑师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柯布西耶的城市梦、英国的田园城市和新城建设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城市设计模式。在这个背景下，1975 年，柏林在战后举办的第一次国际建筑展（IBA: International Building Exhibition）造成了很大影响。该项目不仅推广了北欧的城市设计理念，在英国的新城建设模式的影响下，用地规划也得到了积极的推动。
2.2 1960—1975年：城市扩张和更新
战后重建工作在这期间逐渐接近尾声，德国大部分地区步入经济复苏的黄金时期。此时，面对不断涌入的欧洲南部移民和持续增长的本地人口，城市只得采取更新和扩张的方式来容纳增长的需求。城市更新项目中所采用的大型设计方案经常会导致老旧的城市结构被大规模拆除，大面积的住宅开发项目在设计中也仅保留最基本的功能。在西德，主导这些更新项目的通常是自信满满的建筑师和颇具影响力的住房管理协会，而项目管理和运维却由政府指派住房公司的一些非专业人员进行。可想而知，这样的项目没用多久即宣告失败。这期间开发的住宅仅仅在20 年后就成为城市的沉重负担。为了节省运维成本，城市不得不把这些房产卖给国外的地产投资人。几年后，这里逐渐成为了移民、难民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的聚集地。
很快，大规模拆旧建新的城市更新模式就已跟不上时代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更保守的路径，即保留或逐步更新的模式，并在保留下来的旧城中心实行机动车禁行。这样的更新模式如同有计划的绅士化过程，但不管怎样拯救了西德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
另一个破冰性的建筑展于20世纪70 年代末在柏林拉开帷幕。该项目尝试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再开发模式，其中最著名的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自助式发展模式。在柏林的克罗兹伯格（Kreutzberg），这种模式展示了其可行性。克罗兹伯格曾是柏林同东德接壤的一个败落的城区，但是现在已成为创意阶层的宠儿。
在这期间，传统的建筑和城市规划教育又一次受到了冲击。首先，出于城市管理层的要求，某些技术大学引入了规划的博士学位，如慕尼黑和亚琛。彼时，在英美的高等教育体系里，规划教育已独立于建筑和工程体系。在他们的影响下，西德的学术界泰斗，如阿尔伯斯和激进的建筑系学生利用学生革命的成果和新大学体制的优势，一致要求将规划设置为独立的学科。
而此时的东德，却由于相对缓慢的经济增速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延续了和西德大相径庭的城市发展路径。具有历史风貌的老城中心在东德被视作是封建资本主义的残留，在城市发展规划中并未得到重视。但预制板住宅却在任何有需求的地方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和应用。
2.3 1975—1989年：城市容纳式发展
这一时期的城市扩张和发展似乎遇到了瓶颈。新的住宅需求增长基本停滞，过去的住宅项目已无法适应新的需求。但整个社会的环境意识有了显著提高，并促进了对资源利用的节制和绿地的有效发展。在地方政府和规划师看来，这些变化意味着他们的工作要更多的向城市建成区倾斜，去确定并开发遗弃的地块，以及提高现有居住区的生活空间的品质。同时，规划和政策本身在发展中的重要性慢慢减弱，取而代之的是由公共或私营部门发起的各类项目。
这也是规划行业迎接新一代规划毕业生的时期。相对以往的毕业生，这些新生代们在设计训练的基础上接受了经济方面的强化教育。教育内容决定实践模式，他们不再局限于实体规划和城市设计，而是更多的通过自己在沟通交流和市民参与中所需的团队协作能力寻求解决办法。
2.4 1989—2010年：两德统一给城市带来的挑战
两德统一后，合并前的东、西德的城市各自面临着新的挑战。西德城市停滞的人口增长使税收下降，直接导致用于城市发展的公共资金总量持续下滑。迫于压力，城市不得不重新定义中长期发展战略，降低发展预期和规划设立的指标以应对这些挑战。这却与公众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不谋而合。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最先在里约会议上得到推广，并以“议程21”（Agenda 21）的形式在欧洲城市实施。在德国一些中型城市，如弗莱堡和海德堡，市长和市政府在这一新的运动中展现了非凡的领导力，并证明了以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的可行性。这些转变迫使城市规划师重新思考他们的角色：是满足于用地规划日复一日的技术工作，还是积极为资源节约型城市发展战略献计献策？
鉴于上述发展的差异，两德统一后，德国政治和政策的关注点迅速集中到前东德地区的城市和区域发展、住房市场、衰败的工业以及整体发展态势等方面。这些城市早已习惯了自上而下的“指令式”管理，对于自治和民主的市民参与可谓相当陌生。可一夜之间，西德现行的法律体系、规划工具和手段均覆盖了原东德的城市管理系统。于是，从地方到联邦州，从各部委到州政府，东德不得不通过“结对子”的方式，从西德相应机构临时借调有能力的官员，完成整个行政体系在东德各地的复制。
联邦政府迫切需要面对的另一个挑战是重新定位柏林的首都功能。柏林作为德国新的首都，不仅需要容纳各大部委和各国使领馆，还有要为公共、半公半私和私营部门创造合适的办公场所。同时，两德统一后，德国人口呈现显著增长。1989—1996年的7年时间里，全德人口增加了500万。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德国相对较宽松的避难法和社会福利，吸引了来自非洲和中东等政局不稳定的国家的难民。另外，战争中德国、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基地和战备设施如何改造和转型、新的规划工具如何引入（如GIS）、城市间如何合作等，都成为这个国家进入千禧年前最大的政治挑战。
2.5 2010年以后
德国的经济因势利导，蓬勃发展。这要归功于本土创新高效的工业、向欧盟邻国庞大的出口额、中国巨大的经济增量以及相应对德国技术和产品的需求。11 个多中心城市群是经济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各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出于需要与周围的中小城市积极开展合作。于是，除了东、西德之间的空间发展差距之外，制定多中心形态的城市群发展战略成为了新的政治焦点。“宜居”成为政治家、企业、社会，乃至后来也是规划师考虑的重要区位因素。类似扩建机场、修建新的高速公路等大型基建项目越来越少，但人的流动性却越来越强。
在过去的50多年中，德国的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历程为规划行业和规划教育设立了基本框架。不难看出，规划师的职责就是应对所处时代的各种挑战。第一个规划专业设立之后的40年中，规划系的毕业生遍布城市和区域发展领域的重要岗位，各自成为了主导城市发展的总规划师、规划部门的领导、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有人成为专业研究人员，为不断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基地服务。这些毕业生所具备的综合能力、政治敏感性、团队协作能力和沟通能力，使他们成为各个部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 德国规划行业的体制背景
德国独一无二的体制和政治环境，决定了规划行业所具有的角色。自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的政治决策体系即被分为五个层级，分别是地方、区域、联邦州、联邦德国和欧盟，每一层级都设置规划部门。虽然政府投资的力度不断减弱，但公共部门仍是城市开发的主导者。所以德国大部分规划师都在公共部门工作，其中也包括完全靠税收支持的半官方机构。
根据德国的政体，各级的决策遵循政党民主制原则，也就是说，地方的决策由当地的执政党制定。所以，选派的城市总规划必须属于当选政党。通常遇到意见相左的情况时，爆发冲突或是控制选票是政治中一些常见的解决方式。而这种政体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主张寻求共识。不过事实上，规划行业面对的多数情况，都是不同利益方对于争议的问题反复讨论，直至最终达成一致。除了体制和历史环境外，造就规划行业形态的还有一些活跃在不同层级的专业和科研机构（表1）。
表1 德国规划行业的科研机构
总的来说，目前主导德国城市规划行业的仍是建筑专业协会（如建筑师协会）。像英国皇家城市规划学会（RTPI）这类强势且独立的机构还未形成。直到近几年，一些独立的规划学院通过其项目导向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开始在城市担任总规划师，或是在政府部门取得重要成就，整个规划群体在国内才逐渐具有一定影响力，社会也才认可规划师们开阔的知识面。
4 德国的规划教育：脆弱的环境
一直到不久前，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与英语国家还有着本质区别。这是了解德国规划教育的前提（图1）。
图1 德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高等教育部常务大会的改革委员会对于各领域的高等教育情况进行了讨论。当时，还没有任何专业机构可以为规划学院的课程授权。在专业机构缺席的情况下，政府指派了学者、教授、学生和协会代表，并组成规划委员会。经委员会讨论决定，将“施万博格模型”（Schwanberger Modell）确立为独立设置的规划教育的国家考试标准的框架。
在德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大学有空间规划学院，如柏林、多特蒙德、凯瑟斯劳滕、汉堡—哈堡、卡塞尔、科特布斯和魏玛。只有这些学院才会为空间、城市和区域规划学科颁发硕士学位。另外，埃尔夫特和纽廷根的专业大学也授予城市规划的本科学位。城市设计方面，除了艺术大学和专业大学的建筑学院，德国所有的建筑学院都会提供相关的专业课程，如慕尼黑工业大学、卡尔斯鲁厄工业大学，斯图加特工业大学、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多特蒙德工业大学和汉诺威工业大学。在德国众多规划学院中，多特蒙德大学的空间规划学院是全欧最大的规划学院，有超过1200名在校学生，目前仍是独立的综合性学院。
5 德国规划教育和规划实践的挑战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在全球化价值观、市场竞争、新型信息技术的背景下，空间规划教育所制定的教育目标。德国多特蒙德工业大学的空间规划学院将规划教育的目标定义为六个方面：问题导向、研究导向、过程导向、行动导向、沟通协作和跨文化的理解（图2）。
图2 德国多特蒙德工业大学空间规划学院的六个教育目标
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上述的规划教育和职业的背景为讨论何为“正确”的规划教育奠定了基础（表2）。
表2 关于何为“正确”的规划教育所引发的讨论
事实上，对规划教育进行设置的方法并不能一概而论。虽然核心课程对于上述问题已有所涉及，但从本质上，规划教育应该是对区域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区域体制的实际情况的一种反映。这也是为什么各个国家的规划师要接受不同的课程训练的原因。
6 规划学院对德国规划行业的影响
规划学院对这项职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德国的规划文化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德国的规划师通常在哪里工作？
当多特蒙德规划学院于20世纪60年代成立时，政府曾为建立这所实验性的学院慷慨解囊。这么做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作为德国最大的工业区，他们对于培训能够适应转型和更新的人才有着巨大需求。诚然，判断一所学院或一个职业对于区域的影响并不容易，但可以确定的是，经过多年的发展，多特蒙德规划学院的毕业生网络在整个区域盘根错节，并对区域空间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类似的情况在柏林、汉堡、凯瑟斯劳滕和卡塞尔也发生着。
通常来讲，规划学院的毕业生进入规划行业并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并不是什么难事，大部分人被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所吸收。20世纪70年代，出于加强地方能力的考虑，很多小城市获准给政府扩编，不少城市在这期间招聘了很多规划师。他们涉猎广泛，熟知规划法，通晓城市设计，具备从地方经济发展到环境保护的知识。这些技能帮助他们胜任日常工作中各个方面的任务。由于建筑学院的毕业生常常被当作城市设计的专家，规划学院毕业生的优势就更凸显出来，政府也越来越倾向于请规划师负责管理地方发展规划的各方面内容。
另外一些毕业生，有的没有直接在政府部门找到工作，或不愿受行政工作的束缚，有的没有在心仪的城市找到合适的机会。这些人便“自立门户”，有的当了咨询顾问，成立了自己的小公司，专注于规划行业中自己中意的某个领域，比如地方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环境评价、社区发展等等。有的成为主持人和协调人，也有一些得益于由于政府转型产生的规划外包的需求。实践证明，正是规划教育的开放性课程和对于实际项目的聚焦，使这些规划师们的工作如鱼得水。
20世纪的最后25年，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在德国拉开帷幕。很多城市通过推行“21议程”（Agenda 21），积极推动环境总体发展政策的落实。规划学院毕业的规划师是环保的先锋。然而近几年，随着实施过程的深入，对于环境规划的专业技能的需求不断上升，普通规划师也就不像10年前那样受欢迎了。
相当数量的规划毕业生，特别是多特蒙德的毕业生，在区域和地方经济发展领域也找到了理想的机会。在政府机构和一些新成立的政府性质的社会团体中（如区域发展、技术交流机构等），由于具备宽阔的知识面、分析能力、沟通技巧和务实的战略思维，这些毕业生很快被晋升至管理岗位。
另外值得一提的变化是，德国的空间规划专业原本是专门为政府部门培训规划师的。所以按道理，选择这一专业的学生也期望走上这条职业道路。直到最近，随着房地产和资产投资领域在德国兴起，规划师才开始考虑进入这些领域。
总的来讲，德国现代规划教育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一些规划学院的毕业生在职业领域有所建树，甚至在国家担任领导职位。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级别上，他们可以选择聘请规划师而非建筑师，并且他们也确实常常这么做。
7 德国规划学院所面临的挑战
与建筑、药学、土木工程或商业管理等专业不同的是，规划在学术界仍旧是后起之秀。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行业目前面临着如此之多的挑战（图3）。
图3 德国规划学院面临的挑战
德国的经验表明，正是以上这些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因素，培育了规划圈所面对的复杂形势，虽然这个圈子自己并不喜欢将自己标榜为一个学术圈。但挑战是明确的。但即便如此，规划教授仍需各自制定合适的路线图，考虑设置什么样的课程才能培养合格的规划师。
8 德国规划教育的未来
德国规划专业和教育究竟何去何从？这个问题很难预判。诸多因素可以对未来造成影响，比如国家未来规划教育的发展、规划学院克服内部破坏力的能力、以及它们宣传自己行业的能力等等。
此外，规划师和规划机构是否能在引导空间发展时，通过提供空间信息、设计更经济适用的生活空间以及平衡空间冲突等方式赢得信誉，也是影响规划教育未来的重要因素，因为职业信誉无疑是未来通向成功的保障。政府及其他公共部门是提供规划服务的主要机构，因此，他们所提供的服务未来必须更加专业化。也就是说，在不断多元化的地方和区域的环境里，规划师应该在指导城市的可持续空间发展方面提供专业服务。是否能够应对这些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规划学院的适应性和灵活度，以及规划行业随机应变的能力。更进一步讲，目前整个行业的发展进程将直接影响公共、半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分工。其中，半公共部门在德国逐步成熟，它为规划师提供的新机会将平衡在公共部门流失的工作数量。尽管如此，不确定性却来自于不同背景的同行带来的竞争。之前，最大的竞争来自于地理学背景的同行。虽然有趋势表明，地理学家逐渐回归传统的地理学领域，但这也不确定。建筑背景的同行带来的竞争随着建设周期有所变化。经验表明，当建设行业蓬勃发展时，建筑师会将更多的经历放在建筑设计上；而当经济衰退影响到房地产行业时，建筑师则会将重点转移至城市设计、城市化、实体规划上面。但只要当前的宏观经济战略仍旧盛行，经济学者所能带来的竞争微乎其微。
规划教育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将会依赖于各个规划学院内部的特色、追求以及在校内外建立战略同盟的能力。无论如何，这个行业会愈发国际化，或者至少愈发欧洲化，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职、教两个系统趋于一体化，这也会使世界通用的英语在顶级的规划教育和研究中成为常用语言。但同时，这些变化也会促使规划教育分化为两类。一类在德国传统的区域规划和决策系统的基础上，为各地培养卓有远见的规划师；另一类则更着眼于理论和全球规划的视野，培养国际规划师。然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所德国规划学院有能力且愿意为培养这两类人才贡献力量，导致一些规划学院只着重培养本土规划师，而另一些可能会尝试与外国大学进行合作，在特定领域共同提供硕士、博士或博士后的课程。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未来政府权力有下放的趋势，即使对规划和规划师存在批评和轻视，规划的职业地位还是稳固的。随着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多元化，法定图则的制定逐渐被沟通所取代，广义的规划因此在公共部门持续保持着重要性。当然，德国的规划学院在为公共部门输送人才、提供研究支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过，他们是否能继续维持这样的势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学院能否在结构创新、欧洲网络、自信的建立和对外宣传等方面不断提升，以此证明它们在全球经济的背景下，对于地方和区域管理及规划的竞争力。
总而言之，规划实践和规划教育的未来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未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而国家又是欧洲或者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由于金融危机和国家主义的回归，欧盟一体化的政治愿景受到了威胁。但这场危机与规划并没有直接联系。规划师和建筑师一样，只是其中的一颗棋子，推动基础设施的发展、创造有吸引力且经济适用的生活空间、也带来了土地投机和房地产泡沫。
9 总结
关于规划教育的方法、目标和职业道德，规划师作为杂家和专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社会发展、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中的职责，作为杂家去应对繁杂的状况，以及作为空间冲突中的调停者，类似的文章在德国以及其他地方已多有涉猎。规划师们被要求在面对公私利益冲突时维护公共利益、面对穷人富人时维护穷人、面对男人女人时维护女人、面对本国人和移民时维护本国人、面对大自然和人类活动时维护自然。而如何定义“设计”在规划中的角色，以及“经济”在空间发展中的重要性，也饱受争议。文献中有很多关于规划师的技能和竞争力的建议，例如：他们应该在大学中接受教育，应该有能力应对复杂的任务，应该有能力起草发展方针，有能力与市民、投资商、开发商、不同领域的专家沟通，能够团队协作，能够在经济优先的压力下维护空间发展的质量。通过对过去经验的学习和对未来的科学预测，他们的所想所为应该达到战略性的高度。上述这些方面很多都已超出地方规划的范畴。诚然，传承地方的传统和经验，学习国外和其他领域的成功案例，都可以帮助克服地方的发展瓶颈，并开启通往未来的光明之路。
未来的挑战，应该是决定和指导规划教育的原则。除此之外，规划教育者还应遵循以下7 条“黄金定律”：
第一，规划师必须保持激情、热爱工作，虽然每天都会经历不同的痛苦和挣扎。他们的工作机构聘请他们处理城市和区域发展中的挑战，同时他们也必须对自己工作的机构有足够的认同感。
第二，规划师的职责是为人民和他们的生活、工作空间做规划。所以他们应该听取市民、商店店主、农民、生产者、消费者、公共汽车司机、记者的声音，同时也应与反对他们的规划战略的群体保持沟通。仅仅阅读一些德、英、法语的书籍或是学术文章是远远不够的！
第三，规划师应保持独立地思考和行动。他们应该对流行的思维和主流行为具有一定的免疫力，并对客户和目标群体的期望有相当程度的抵抗力。
第四，规划师应敢于讲出所知所想。他们不应在学术圈里抱团，而应积极为社会和环境问题和战略寻找战略同盟。
第五，规划师虽然对人民和环境有所承诺，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在城市和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也应了那句话：“笨蛋，问题还是在经济！”规划师对经济思维理解得越深入，就越能有效地为自己的场辩护。
第六，规划师要具有全面思维的能力，虽然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地方的发展挑战，并聚焦在自己工作的领域。他们不应对乌托邦式的规划心存畏惧，虽然出发点仍应是现实的。他们也应知道，如何把知识付诸行动。
第七，规划师应该走出自己的领地，去学习他人成功或是失败的案例。尽管需要如此，但直接复制别人的经验并不可取。只有向其他城市、区域甚至国家学习最佳实践，并同时清楚地认识到可复制性和转移性，才能达到学习的目的。
这7点其实也是好的规划教育应该传授给学生们的技能。规划是一种职业，需要付出一生的激情，明确使命，去思考用地的合理性、拯救面临毁坏的地方、为宜居城市和区域的延续创造空间。在欧洲如此，在中国也是一样。
注：文中图表均为译者根据原文内容制作
本文刊于《国际城市规划》2015年5期，pp1-9
作者： 克劳兹· 昆斯曼，多特蒙德工业大学欧洲空间规划学院莫内教授；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规划学院名誉教授；东南大学建筑学院访问教授
译者：刘源，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巴特雷特规划学院
订阅号排版：祝美琪
本文为本订阅号原创
欢迎在朋友圈转发，转载将自动受到“原创”保护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查看更多